有些人喜欢葡萄酒，而对酒瓶毫不在乎；有些人爱好商标动人的名牌葡萄酒，还有些人则把那些装着一两个世纪以前的、根本没法再喝的陈酒的瓶子放在玻璃橱窗里。我们完全能够依此类推，把藏书者也分成三大类。合乎情理的爱好者只关心内容：他宁可要袖珍本的莫泊桑小说，也不要纸张精美的保尔·布尔热的作品。珍本收藏家希望装帧与内容相称，最后是有藏书癖的人，他们只看书的外表：是否罕见和保存完好，以及它的装帧。他被一种固执的、有时近于疯狂的念头所激动。为了接近一本1586年8月在巴塞尔印刷的四开本的《圣经》，他随时准备去犯七大死罪。在他看来，只要他能够拥有伽利略的一本论数学证明的书，就连太阳系消失在一个黑洞里也无所谓了。
有藏书癖的人从最古的时候起就开始多起来。塞内加贬低过他，拉布吕耶尔嘲笑过他，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里有一个谴责他的条目：“他有一些书籍是为了拥有，为了一饱眼福；他的全部学问只限于知道它们是否罕见，是否精装。至于书里包含的内容，这是一个他不打算了解的秘密，是那些有时间可以浪费的人才适合干的事情。”可是要当心！藏书癖与珍本收藏之间的区别很小，谁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种潜伏之后爆发出来的恶习。一个在此之前冷静沉着的人，开始收藏起一切或多或少与他所偏爱的作家有关的东西来。如果他不及时脱身的话，这个不幸的人就可能像那位把马拉美的书堆了一房间的大学教师，或者像那个今天拥有将近25000册关于巴尔扎克的书的银行家了。还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作家只被一本书所取代：《包法利夫人》，或者拉尔波的《菲米娜·马尔盖兹》，偏执狂尽力搜寻这些书的一切版本：原版本、插图本、袖珍本，以及斯瓦希里语、库尔德语、盲文和世界语的各种译本。
有些书籍连作家的姓名和书名加起来总共只有26个字母，应该如何看待一个把这些书籍保存了40多年的人呢？对于另一个拥有150卷关于贝多芬的书。然而讨厌音乐的人，还有收藏了《古兰经》的全部版本。对阿拉伯文却一字不识的人，又该怎么看呢？在他的《珍本收藏家手册》里，巴黎著名的书商克里斯蒂安·加朗塔利举了一个有藏书癖的盲人例子———这个盲人大概是喜欢博尔赫斯的作品。不过这方面的桂冠也许要落在一个变得富裕但是目不识丁的茨冈小提琴手的头上，他收藏的是有关小提琴的一切著作。
为了满足一种花费浩大的恶习，最好要有大笔的钱财。英国的理查德·希伯爵士就是一个有这样一种怪癖的人，他在1833年去世时留下了15万册书。克里斯蒂安·加朗塔利提到了他的原则之一：“他坚持认为对于每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一个优秀的珍本收藏家都应该有三种版本，并且要努力得到它们：最精美的版本用来展示，第二种自己使用，第三种供朋友们支配。”只有巴黎人布达尔把书籍堆积了四五倍之多，才在这种小小的竞赛中战胜了他。然而数量不是一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皮埃尔·拉鲁斯的《十九世纪通用大辞典》里提到的这件轶事：“英国有一个非常富裕的有藏书癖的人，拥有一本极为罕见的小书……他突然听说在巴黎好像有一本类似的书，就把他的钱包塞得鼓鼓的，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他的对手的家里。这个对手在同意将自己的书换取一小笔财富之后，却目瞪口呆地看到来访者把这本书扔进了壁炉。英国人在阻止他去救书的时候说道：“先生，我也拥有一本这样的作品，迄今为止我都以为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过去是弄错了：现在我对此已确信无疑。”
然而资金不足并非是决定性的障碍。一个破产的书籍收藏家，目前仍在用10个或20个法郎买一些有关鲭鱼、鲱鱼和鳕鱼的小册子来满足他的嗜好。一些怪僻的流浪者带着提包，在塞纳河畔和外省的市场上走来走去。而一个书商无论如何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人在回收18世纪的可能已被老鼠啃得面目全非的零星卷本时的感想：“啊！不，这些破书是再好不过的了。”
所有书商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怪人当中有90％到95％是男人。藏书癖是女性得以避免的一种毛病，一些难得的例外也倾向于购买舞票簿之类的小玩意：“你们千万不要把一册对开本卖给一个女人！”甚至可以说许多妻子都讨厌她们丈夫的书房，正如第二帝国时期的太太们讨厌靠情人养活的轻佻女人一样。因为这些危险的纸张往往吞没了家庭的全部金钱。其中包括有亿万财产的豪富。克里斯蒂安·加朗塔利回想起30年来最无节制的书籍收藏家之一的难以置信的吝啬：“我见到西克勒上校……往嘴里塞糖果以降低食欲和少吃一顿饭，而在他的漂亮的‘火星田野’公馆里，则以停电来推迟付电费！”许多妻子在她们的丈夫死去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把她们的受到羞辱的对手打发走更为迫切的了。有些女人在这种时候会发现一个用来秘密地记录“色情书”或“淫书”的本子———她们恶心地廉价卖掉了———对于深思熟虑的书商来说却是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另一些女人则相反，在她们的配偶的生前就进行反抗了。不久以前，里昂的一位书商见到他的一个顾客被妻子拖进书店，她冷冷地向他宣布：“我的丈夫来把他昨天用20000多法郎买的一本书还给您。”但是嗜好会使人变得狡猾，许多有藏书癖的人会耍各种花招：要么把法国法郎说成是比利时法郎，要么擦掉衬页上的价格（或者只留一个0）。书商们对此已司空见惯，所以总是拿一块橡皮供他们使用……
这类小心眼的细节，也可能是一种觉醒的开始。克里斯蒂安·B．说道：“有一天，我向书店的女老板要一块橡皮。面对她的阴谋般的微笑，我觉得好像是在走出妓院时付钱给一个鸨母！”从那以后，这个过去受到毒害的人差不多痊愈了。他不再购买书籍，甚至———隐隐约约地———考虑离开他的那些奈瓦尔，雨果，康德，尼采等等的原版本。不过即使他最终把这些书卖掉，他也决非自以为不会再重犯这种恶习了。一位俄罗斯的王公，一个名叫皮松的人，还有拉贝多耶尔伯爵，都是这类轶事的可悲的主人公。皮埃尔·拉鲁斯这样概述了拉贝多耶尔伯爵在1847年发生的遭遇：“看到这么多稀有的版本堆在拍卖估价人的桌子上，他的心在流血，他半是悔恨，半是出于习惯，投入了竞买的激烈斗争之中，以极高的价格重新把自己的书买了回来，终于心满意足地带着他的藏书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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